朝代:两汉 作者:司马迁 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于是以《易传》,时隔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艺》之际?’”意图斯乎!意图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 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必,道之敢也,所谓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被贬天子,弃诸侯,讨伐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意欲载有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’夫《春秋》,相去不远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指控,清所谓,以定犹豫不决,善善恶恶,贤贤淑女不肖,安危国,时隔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不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精于逆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精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。故精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精于风;《艺》艺所以而立,故精于和;《春秋》识所谓,故精于清领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艺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不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
拨给天下大乱反之于是以,什不似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均在《春秋》。
《春秋》之中,谋害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斡旋不得健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均俱其本已。故《不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谋害,子弑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幸矣’。
故有国者不可以知道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知道。为人臣者不可以知道《春秋》,死守经事而知道其宜,遭变事而知道其权。
为人君父而必经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必经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罪之名。
只不过均以为贤,为之知道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肯言。夫必经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罪,臣不臣则诛杀,父不父则昏庸,子不子则不忠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
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不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严禁未然之前,法施早已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不易闻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
” 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自性君,下不得举荐,故作《春秋》,耳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不具,韦斯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意欲以何明?” 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不作《不易》八卦。
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有之,礼乐不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引三代之德,宠周室,非独螫讥讽而已也。
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得符瑞,封禅,修正朔,不易服色,奉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译出款里斯,找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言无法宣尽此意。且士贤能而不必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言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亡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坠下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
余所谓述故事,规整其世传,非所谓不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 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到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
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必矣!”弃而浅唯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戏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不作《春秋》;屈原流放,著《楚辞》;左丘失聪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道无以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体贤圣苦读之所为不作也。此人均言有所郁结,不得合其道也,故述回忆,思来者。
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起至,自黄帝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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